春秋时代，文化丕变，中国文化的“轴心时代”已经到来。对于春秋时代的文化特质，郭沫若曾以著名的莲鹤方壶为其象征，他说：“此鹤初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，正踌蹰满志，睥睨一切，践踏传统于其脚下，而欲作更高更远的飞翔。”（《新郑古器之一二考核》）实际上，不仅春秋时代的器物艺术突破了窠臼，春秋时代的铭文书写也展现出了新的品格。

与西周时代相比，春秋青铜铭文至少在如下方面，表现出鲜明的转向特征：

第一，礼制的突破、个体意识的显露与昂扬的时代精神。

春秋是典型的城邦时代（傅道彬语），诸侯国在摆脱了周天子的羁绊之后，各自开疆拓土，以蓬勃的态势发展起来，《左传》成公八年申公巫臣言：“夫狡焉思启封疆以利社稷者，何国蔑有？”春秋时代，各诸侯国表现出鲜明的自立和自觉精神，出现了发达的城邦史学、城邦哲学，一种突破旧有束缚、强调自觉自立的时代精神，已经成为春秋时代的思想主潮。与此相适应，春秋时代的青铜铭文也表现出一种“舍我其谁”的精神风貌。

春秋中期青铜器《晋公盆》在其开篇仿照西周金文套式，称扬先祖说：“我皇祖唐公，膺受大命，左右武王，敬□百蛮，广司四方，至于大廷，莫不事公。”但随后就转入了对自己的不吝华辞的赞美：“余虽今小子，敢帅型先王，秉德秩秩，□燮万邦，殷殷莫不日卑恭，余咸畜胤士，作朋左右，保乂王国，刜暴舒迮，丕严虩若否。”到了春秋晚期青铜器《